1樓：匿名使用者
古代 人 有還能多 轉移地方 還有 避暑山莊 還有 過冬的地方 想百姓的話 他們自己有禦寒能力 天天干活 所以 自身 就有 很輕的禦寒能力 還有 赤腳 過河的 典故 所以 他們的 體質 都有遺傳的
自夏、商、週三代以來約四千年的中國文明史中，人們的衣料大致在前三千年以絲麻為主，後一千年逐漸轉變為以棉花為主。當然，現代又興起了人造纖維，則不在本文介紹之列。
自三代至唐宋的三千三百年間，中原大地除栽種粟、麥、稻等糧食作物外，主要是栽種桑、柘、**、苧麻等。白居易《秦中吟·重賦》詩說：「厚地植桑麻，所用濟生民。
」[1]隨著人口的繁衍，土地的墾殖，處處有綠廕庇野的桑樹和柘樹，此處景象，今日已不易設想，更無以復原了。
絲麻不僅作為紡織品的原料，麻可以製作麻繩之類，絲絮是製作被褥、冬服等的原料。《重賦》詩描寫「官庫」內「繒帛如山積，絲絮似雲屯」，[2]官府向民間徵收大量絲綿，即是供**、軍人作冬服之用。李白《子夜吳歌》說：
「明朝驛使發，一夜絮徵袍。素手抽針冷，那堪把剪刀。裁縫寄遠道，幾日到臨洮？
」[3]就是生動地描繪一個女子為征夫趕製冬袍之情景。古時所謂布，一般是指麻布，人們用「布衣」一詞形容平民百姓，是因為窮人穿不起絲織品，只能以麻布蔽體。杜甫《北征》詩說：
「床前兩小女，補綻才過膝。海圖拆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4]反映在安史之亂時，其家生計艱窘，不得不將舊剩的高貴刺繡絲織物，補衲麻織短褐。
陸游《霜風》詩說：「十月霜風吼屋邊，布裘未辦一銖綿。」[5]另一《泛舟過金家埂贈賣薪王翁》詩說：
「軟炊豆飯可支日，厚絮布襦聊過冬。」[6]反映當時尚可飽暖的生活水平，是麻布作面料的絲綿冬服。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說：
「布衾多年冷似鐵，驕兒惡臥踏裡裂。」[7]這是指絲綿為絮的麻布被，因使用多年，「驕兒惡臥」，已喪失保暖作用。宋徽宗時設居養院，類似今日之養老院，規定八十歲以上老人「夏月支布衣，冬月衲衣絮被」，即「布絮衲被」。
有一位一百零一歲的老人鹹通「冬月給綿絹衣被，夏單絹衫袴」，[⑧]作為特殊優待。
自秦漢迄唐宋一千五百年間，絲麻維繫著數千萬，甚至上億中國人的衣著、被褥等生活必需。當時固然有衣不蔽體者，但也有浪費綾羅綢緞，用之如泥沙不惜者。兩者相抵，尚有部份絲綢經海路和陸路出口，馳譽古代並不發達的國際市場。
絲麻自給有餘，這在技術落後的古代絕非易事。正如司馬光所說：「蠶婦育蠶治繭，績麻紡緯，縷縷而積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極矣。
」[9]我們緬懷燦爛華夏古文明時，就絕不應當忘卻成千上萬史冊中無名的農婦們的勞績，她們也同樣是古文明的支柱。
古代主要是男耕女織式的自然家庭經濟，全國的絲麻總產量決不可能有官府的統計數字。列入官府統計者，只有賦稅和財政收支。漢武帝時，曾一次「均輸帛五百萬匹」，[10]這正反映了當時絲織品產量之多。
宋英宗時，主管財政的三司使蔡襄上奏，說一年內通過和買、徵稅等途徑，共收入絲麻織品8，745，535匹。[11]宋朝沿用後周之制，規定繳納官府者，一匹紬絹幅闊2尺5分，重12兩，長42尺。[12]依1宋尺為31釐米計，約摺合113，866，866米。
宋朝官府的布帛主要供軍隊和**之用，北宋中期，禁軍將士平均每年春冬發放紬絹6匹，綿12兩，[13]6匹紬絹約摺合78米。南宋有軍士每年發放絹4匹和2匹的記錄，約摺合52米和26米。因為絲織紬絹不耐穿，必須每年發放。
北宋人口最多時約有1億。按1億人的衣裝、被褥、帳幔等用品估計，還須考慮到部份絲綢出口，人們的衣裝盛行寬體，衣料的使用並不經濟等情況，將絲麻織品依平均每人每年消費2匹估算，則絲麻織品總產量為26·04億米。
但是，光是以紡織品尚不足以包括古代絲麻的總產量，另的絲綿之類，是不能不估計的。宋神宗時，官府兩稅收入中有絲綿一項，為5，850，356兩，[14]按16兩為1斤，1宋斤約合0·6公斤估算，約摺合219噸。若以1億人口，每人平均每年耗費絲綿4兩的保守估計，絲綿年產量亦須1·5萬噸。
棉花古稱木綿、吉貝等，最早在新疆、雲南、海南等地種植。至元明時代，棉花逐漸部份取代絲麻，成為中國重要的天然纖維作物。近年來，著名學者漆俠先生著有《宋代植棉考》，[15]指出宋朝閩廣地區廣泛種植木綿，吉貝布的生產已不限於海南島，到南宋時，兩浙和江南路的植棉已有推廣的趨勢。
此文對內地植棉業發展始於元代之舊說，有所突破。本文在此基礎上另外補充若干史料。
早在宋太宗時，據《宋會要》食貨37之2，令川陝各州罷織各種精緻絲織品上貢，「只織買綾、羅、紬、絹、駞布、木綿等」，可知西川已有棉布生產。北宋末年亡遼後，宋金兩國商定每年向金輸納歲幣，《三朝北盟會編》卷16《北征紀實》載：「虜人每喜南貨，故雖木綿亦二萬段。
」後宋金對峙時，據《宋會要》食貨38之41記載，「虔（州）布、木綿」等都是南方對北方的一項重要**物資。宋高宗時，葉夢得上奏說，「朝廷見收買木綿、虔布萬數不少」，「木綿系福建路出產，虔布系江西路出產」。[16]樓鑰《攻愧集》卷112《北行日錄》下記載宋使赴金，「如木綿之類，覆載至汴京」。
《永樂大典》卷5343《三陽志》載廣東路連州韓山書院廩田中有「沒官木綿田，稅錢四貫五百足」。這是專門的棉田，並且已納入官府的賦稅徵收，折納稅錢。正如漆俠先生《宋代植棉考》引《元典章》卷24的考證表明，至少在南宋晚期，夏稅事實上已開始輸納棉布。
種植不普遍，是不可能納入官府的賦稅徵收系統的。隨著木棉布的的推廣，自古相傳的麻布即布的概念也發生變化，南宋後期的謝維新說：「今世俗所謂布者，乃用木綿或細葛、麻苧、花卉等物為之。
」[17]
南宋後期的方大琮在一篇《勸織吉貝布》的文章中，提供了有趣的記錄，「吉貝布自海南及泉州來，以供廣人衣著」，「泉亦自種收花，然多資南花」。福建人依靠廣東路生產的棉花織布，再返銷廣東路。方大琮說，「近聞南婦能繰，能紡以為紗，則織而為布甚易」，「敢勸織婦」，「雖不必仰泉可也」，主張自產自銷，不必仰賴泉州的棉布**。
[18]《永東大典》卷7890《臨汀志》記載福建路汀州的「土產」，「帛之屬」有「綾、紬、布」，而布則有「苧、葛、蕉、麻、綦花、吉貝」六種。趙汝回《送盧五方春分教端州》：「中州近年栽木綿，春寒秋熱氣已偏。
我心憂國身甚便，編排失手安足言。敵窺淮漢蹂兩川，君相不得髙枕眠。古人度嶺悲南遷，今人度嶺如登仙。
」[19]也同樣反映了棉花栽種區的北移。
宋代木綿已開始成為絲麻之下的第三位天然纖維作物，但產量尚少，故被人們視為稀珍。南宋陸游《家居》詩說：「黎布敵純綿。
」他在詩下自注說：「客有遺黎布者，甚輕暖。」[20]當時海南島黎族婦女善織棉布，便稱「黎布」。
棉布自然比絲綢保暖，其實卻不敵「純綿」。他的另一《天氣作雪戲作》詩說：「奇溫吉貝裘。
」[21]其實，依今人的穿著感受，棉花袍不如絲綿袍輕暖舒適。陸游的詩還是印證了一句老話，物以稀為貴。
宋代木綿在日益推廣的情勢下，自然也被做成各種用品。蘇籀《閩中秩滿》詩說：「徑從南浦攜書笈，吉貝裳衣皁帽帷。
」[22]北宋蘇軾《金山夢中作》說：「江東賈客木綿裘。」[23]其弟蘇轍《益昌除夕感懷》詩：
「永漏侵春已數籌，地爐猶擁木綿裘。」[24]北宋和南宋之交的張元幹詩《和楊聰父聞雨書懐》：「回思風雪圍爐夜，何處聯裘擁木綿。
」[25]朱熹在信中說，「借請餘錢卻還，盡數為買吉貝，並附來」，「但吉貝早得，御冬為幸耳」。[26]這也應是指用棉花袍禦寒。金朝中期進士樑仲新《江天暮雪圖》詩：
「南雪不到地，霏霏滿竹樓。沙河燈市裡，春在木綿裘。」[27]上引史料都是指冬季的棉花袍。
樑仲新作為北方人，在為南方雪景圖題詩時用「木綿裘」一詞，足見棉花袍已有某種普遍性。背子是宋時流行的衣裝，宋徽宗時的《宜州乙酉家乘》就記載有「吉貝背子」。蘇轍流放嶺南時的詩作說：
「欠伸吉貝重衾裡。」[28]張鎡《曉寢喜成》詩：「木綿衾暖足慵移。
」[29]可知已有棉花作被絮者。南宋初鄭剛中詩《有客致木綿椅坐為山齋之用》：「臨溪汲水下藍碧，為染吉貝包木綿。
長針引線作方衲，軟暖厚薄無一偏。」另有《客至木綿坐已為長韻又成四韻》詩：「就溫嫌冷性同然，況是冬深凜冽天。
莫訝塵生楊綰席，都縁坐少席文氈。感君四坐平分暖，為我長針細衲綿。」[30]這是用木綿做椅墊。
總之，宋、元、明三代實為棉花取代絲麻之過渡期。東漢時的《說文解字》尚無「棉」字，隋代《廣韻》卷2的仙韻下始有「棉」字，釋義為「棉也，又木綿樹名」。木綿樹是一種樹，與棉花完全不同。
如前所述，宋代一般稱棉花為木綿或吉貝，但如《鐵圍山叢談》卷5也稱「木棉布」。由於古書經後人輾轉傳抄或翻刻，或有竄改，故「木棉」與「木綿」兩詞開始通用的時限不易確定。元明仍舊行用「木綿」一詞，如《至元嘉禾志》卷6，《農桑輯要》卷2，王禎《農書》卷36等都稱「木棉」，成廷珪《居竹軒詩集》卷2《夜泊青蒲村》有「蘆花紉被暖如棉」之句。
此後「棉」字逐漸取代了古詞「木綿」。生活在明朝前半期的丘浚《大學衍義補》卷22說，在元初，植棉業推廣至陝西，「至我國朝，其種乃遍佈於天下，地無南北皆宜之，人無貧富皆賴之，其利視絲枲蓋百倍焉」。
在西方歷史上，曾出現棉花排擠羊毛和亞麻的情況。這是植棉所需勞動量少，**低廉之故。有人甚至認為，棉花是近代文明的奠基石之一，因為使世界為之改觀的工業革命，即是從棉織業發軔的。
中國出現棉花排擠絲麻的情況，其時間也較西方為早，除了相同的原因外，棉織品比絲織品堅韌耐穿，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丘浚稱植棉之利「視絲枲蓋百倍」，雖為誇張之詞，卻不無道理。
絲麻與棉花易位可能是更晚的事，此後中國絲綢產量銳減，產區狹小，已不能恢復古代之盛觀。宋時棉花和棉織品尚為稀世之珍，自明以後，絲綿和絲織品反而成為稀世之珍。所可慶幸者，曾作為中華古文明重要標誌之一的絲綢，衰而不失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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