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與文學的關係是什麼,文學史的發展與時代背景的關係

2021-03-19 23:37:00 字數 3349 閱讀 7200

1樓:苦味精味苦

文學和時代的關係是極為密切的

文學也好,**也好,它和時代的關係肯定是極為密切的,可以說任何文學最終總是要在它和時代關係中衡量它、判斷它。作為這樣一種藝術或者文學作為一個獨特的藝術,能夠對時代、對生活有什麼獨特的發現,促使**家切實深入地思考**和時代、和生活,當然應該有密切關係。

首先,是對市場化時代與文學之間相關性的理解。「作家不可能脫離他身處其間的時代空氣」,這當然是對的。但是,這種時代的空氣,不單是使得「**本身也就在更廣和更深的程度上被迫地或主動地由以前懷著無用之用的審美理想轉化為一種市場化和 消費性的存在方式。

消費、浮躁、自我撫摩、刺激、迴避是非、消解道義、繞開責任、躲避崇高等等,幾乎成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中較為普遍的精神姿態」的負面形態,還有其積極的、更值得重視的一面:市場化時代的來臨,不僅為文學增添了新的活力,改變了文學的「一體化」處境,使文學的生產和流通方式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具有了多樣化的形態;更為重要的是,市場化時代的新氣象新現實、時代的劇烈轉型和激烈動盪,為作家提供了空前的創作素材和人生經驗,提供了可以產生時代史詩和巨集大敘事的**時代。

這就是當前中國文學現代性問題獨具的特色。傑姆遜在為柄谷行人的《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英文版寫的序言中說,西方的現代性問題經歷了文藝復興以來的三個階段,並且自盧梭開始進行了200年的現代性反思,這一程序在日本卻壓縮為一個世紀,因此,傑姆遜指出,「柄谷行人的著作打動我們的主要理由……在於為我們展示了一個巨大的日本現代化的實驗室。在此我們可以用新穎的慢鏡頭方式,看清我們自己的現代化特點。

」移用傑姆遜的這一理論到中國的歷史與文學中,我們會發現,與日本文學的現代性比較,在中國,相關的狀況更為複雜。在古老的東方大陸,中國被迫進入現代性程序比日本更晚,在英美法等國曾以較為從容的姿態展現的現代性三個階段的更迭,在百年中國歷史中以重疊和超越的姿態;尤其是當下,市場化時代的豐富性、複雜性,它對社會生活和慾望釋放的強烈刺激造成的加速度運動,在政治、經濟、文化諸領域,都以各自的方式和樣態,為人性的考察提供了千載難逢的聚光鏡和放大鏡。這就是中國文學面對的繁複的現實,也是中國文學隱含的魅力和獨特性之所在。

我非常讚賞餘華寫在《兄弟》封底上的一段話:「這是兩個時代相遇以後出生的**。前一個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個精神狂熱、本能壓抑和命運慘烈的時代,相當於歐洲的中世紀;後一個是現在的故事,那是一個倫理顛覆、浮躁縱慾和眾生永珍的時代,更甚於今天的歐洲。

一個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經歷這樣兩個天壤之別的時代,一箇中國人只需四十年就經歷了。四百年間的動盪萬變濃縮在了四十年之中,這是彌足珍貴的經歷。」意識到這一點,獲得時代的自覺,不僅應該看到時代對文學的消極影響,更應該看到時代對文學的巨大饋贈,捕捉時代特色,創造不朽篇章。

如何理解批判和建構的關係

有論者提出,當下的文學「亟須強化肯定和弘揚正面價值的能力」。這當然是毫無疑義的。普列漢諾夫曾經引證他人的論點說,與魚龍混雜、良莠不齊的社會現實相比,作為其反映的文學藝術是有選擇的,一個少女可以歌唱其失去的愛情,一個守財奴卻無法歌唱其失去的金錢。

這裡所言,就是強調生活自身泥沙俱下、相容幷包,藝術創作卻必須明確其價值立場。被視作後現代主義作家的福克納在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致詞中明確宣稱,人之所以不朽,不是因為他比起其他動物來得天獨厚地掌握了語言,而是他具有憐憫、同情、善良和自我犧牲等優秀品質並且代代相傳。就我們當下的文學創作而言,人文精神和底層關懷,並不是稀缺資源,不在少數的作家。

在很多作家的作品中,力求從紛繁的現實生活中,捕捉時代的主脈,肯定積極的價值,比如曹徵路的《那兒》所歌頌的為捍衛心靈正義的自我犧牲精神,莫言的《生死疲勞》所張揚的農民對土地的執著眷戀和生死與共,畢飛宇的《平原》中通過右派分子顧先生背誦馬克思《2023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關於人性和異化的論述,所暗含的「回到馬克思」的熱切呼喚,鐵凝的《笨花》對於鄉土情懷和民族生命力的謳歌,徐貴祥的《歷史的天空》和都樑的《亮劍》所褒獎的「兄弟鬩於牆,共御外辱」的民族利益高於黨派利益的明確選擇,周梅森的《國家公訴》對代表底層民眾利益為民伸冤為民請命的檢察人員凜然正氣的禮讚。就以閻連科的創作為例,閻連科在述說當代中國鄉村的血淚苦難的同時,總是力求發掘出中國農民的頑強堅韌的生存意志和追求精神。在《年月日》中,對十畝地裡一棵獨苗的愛護,顯然超越了此岸的功利目的;在《日光流年》中,看似簡單可笑的「活過四十歲」的有限目標,卻激發出無限的精神力量,悲劇性的奮鬥過程勝過了卑微的「目的合理性」;在《受活》中,與不可承受的現實相對應的,是「世外桃源」的烏托邦境界的強大召喚。

簡單地判斷說,當下的作品缺少正面的價值建構,恐怕會有所遮蔽吧。

我對上述的作家和作品,充滿敬意,充滿歡欣。但是,那些沒有表現出正面的價值建構的作家作品,並不應該因此就受到批評。所謂「人格、尊嚴、正義、勤勞、堅韌、創造、樂觀、寬容」等等,這些人類的基本價值,當然是不可或缺的。

但是,對於價值判斷的不可或缺,並不就等於在作品中必須體現為正面建構的能力,甚至可以說也並非文學的當務之急。大量泡沫化的影視劇以及通俗文學,其善惡分明、褒貶直觀,都是以對普世價值的肯定為出發點的,其對於正面價值建構的溢於言表,遠勝於文學和**,究其實,卻是和其市場效益的追求互為表裡的,正面價值建構只不過是一種煽情的包裝而已。

文學的衡量尺度,首先應該是表現出對人性理解的深度和塑造出富有深刻內涵的人物形象的功力,其次是尊重藝術規律,強調藝術上的探索和創新。昆德拉就宣稱,文學是超越道德的,**的唯一使命是探索人的存在的可能性和**形式創新的可能性;《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笑忘錄》和《玩笑》對人性和社會顯然具有深刻的懷疑和追問,但是其普世價值卻是毋庸置疑的。那一幅傳世名作《韓熙載夜宴圖》,本意只不過是奉旨行事,窺視大臣是否有叛逆之心,向當朝皇帝打一個「小報告」,其精湛的藝術才華卻把這幅現場紀實變作不朽之作。

在現代的中國語境中,魯迅先生曾經呼喚「精神界之戰士安在」,主張文學要充當「國民精神的火光」,在他的創作中,為了鼓勵先行者的勇氣和信心,如他所言,會在夏瑜的墳墓上平添一個花環,會在人力車伕的質樸善良面前做真誠的反省和懺悔,但是,他最發人深思的,卻是對阿q精神的刻鏤,對呂緯甫和魏連殳的靈魂的追問。「人格、尊嚴、正義、勤勞、堅韌、創造、樂觀、寬容」等等,並不能保證作品的價值,還必須將其投入人生和社會的激流漩渦中,切入人性的深處,加諸藝術的錘鍊,方能產生偉大的作品。

2樓:匿名使用者

一個時代的文學恰恰書寫了這個時代的影子!

3樓:匿名使用者

文學是一個時代的縮影

文學史的發展與時代背景的關係

文學與文學性的關係

4樓:初霜月

「文學」是指以語言文字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觀現實的藝術,包括戲劇、詩歌、**、散文等,是文化的重要表現形式,以不同的形式(稱作體裁)表現內心情感和再現一定時期和一定地域的社會生活。

「文學性」是人類在長期認識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一個比較籠統、廣泛、似可體會而又難以言傳的概念。它存在於話語從表達、敘述、描寫、意象、象徵、結構、功能以及審美處理等方面的普遍昇華之中,存在於形象思維之中。

兩者的關係,簡單說來就是,文學性是文學作品所普遍具有的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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