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腐匯率制度的利與弊,分析浮動匯率制度的利與弊

2022-02-14 17:41:48 字數 5121 閱讀 8475

1樓:匿名使用者

固定與浮動匯率祗是兩種不同的匯率制度,無所謂對或錯,祗是在兩種制度下個人、企業及巨集觀經濟的行為及調整方式不一樣。在某個階段、相對某個經濟結構,固定匯率可能比浮動匯率更適合。但在另一個階段,另一種經濟結構下,浮動匯率可能更合適。

因此,在比較固定與浮動匯率制度的利弊時,需要對兩種匯率制度的本質及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及結構有透徹理解。

固定匯率制度的最大好處是**幫助個人及企業消除了匯率風險,降低了國際**及投資的交易成本。二次大戰後,由凱恩斯等經濟學家設計的國際貨幣體系,包括監督執行這一體系的國際貨幣**組織,就是一個固定匯率制度。由蒙代爾倡導的歐元體系在歐盟各國之間也是一個固定匯率制度。

港幣與美元的掛鉤及人民幣與美元在1994-2023年期間的掛鉤,也屬於固定匯率制度。顯然,固定匯率制度對促進國際**與投資功不可沒,中國的外貿及外商直接投資的迅速發展主要發生在2023年實行人民幣與美元掛鉤之後。

對於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國家,固定匯率還有一個特殊的功能——幫助建立一個更符合市場規律的相對**體系。在計劃經濟裡,工資及吃、住、行、教育、醫療等的相對**幷不真實地反映商品及服務的成本與效益,改革初期中國城市居民收入的一半以上都是花在吃上面,而住與醫療幾乎不花錢。這樣的相對**體系與成熟市場經濟國家各種商品及服務的相對**體系很不一樣,顯然需要調整。

固定匯率使得中國各行各業相對**的調整更容易、更順利。

固定匯率的另一個好處是對本國的貨幣政策加以限制,使得本幣的利率及通脹與國際主要貨幣的利率與通脹不會無緣無故地相差太多。對於像香港這樣的開放型、以國際**及資本市場為主的經濟體,固定匯率有利於營造一個相對穩定及容易**的巨集觀經濟環境。對於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當**銀行的貨幣政策制定及執行能力還不成熟時,固定匯率也有利於穩定通脹預期及巨集觀經濟環境。

2023年人民幣與美元掛鉤之後,中國的通脹預期很快就得到控制。

但是,固定匯率對貨幣政策的限制也可能成為一個問題。當中國由於製造業等行業勞動生產率迅速增長而導致住房、醫療、教育及服務業成本及****過快時,央行在固定匯率制度下就無法通過人民幣升值來減緩通脹壓力。因此,在中國沒有出現嚴重的由於勞動生產率迅速增長而產生的非**商品**高漲之前,固定匯率制度對中國是基本適用的。

但是,一旦持續的生產率增長導致較明顯的通脹,特別是非**商品(如住房)**的**,浮動匯率下的人民幣升值就有必要。

固定匯率能夠成功實行的前提是**有能力守住固定的匯率,這對日本、中國及香港特區這些擁有大量外匯儲備及**順差的經濟體不是一個問題,但對拉美及亞洲一些常年擁有**逆差的國家就是一個很難實現的條件。阿根廷、韓國、泰國、印尼等國家在金融危機時無法守住官方匯率,就是因為它們持續的**逆差導致外匯儲備流失,不得已只能讓匯率浮動。

浮動匯率的主要好處是為央行提供了一個獨立的貨幣政策工具來控制通脹,但成本是個人、企業、銀行必須承擔匯率風險,包括市場投機人民幣升值的風險。

斯坦福大學麥金農教授對日本及中國實行浮動匯率的風險研究得最透徹。他提出了一個道德矛盾及衝突的理論。日本及中國都持續多年擁有大量**順差,也就是不斷積累美元淨資產,這本來是一種勤儉儲蓄的美德。

可是,當日元與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形成幷實現時,本國居民將普遍不願意持有不斷貶值的美元而更願意持有不斷升值的本幣,這就形成了一個無法解決的矛盾及衝突:本國居民通過**順差不斷積累淨美元資產但卻不願持有美元資產!結果是官方外匯儲備大升,幷導致本幣發行量大增,本幣利率下降,甚至開創零利率時代,也稱「貨幣流動性陷阱」。

麥金農的道德矛盾及衝突理論的一個基本經濟學原理是:在市場環境下,投資不同貨幣資產的回報在調整風險之後應該相同。比如,給定同樣的風險,投資人民幣資產的回報主要體現在人民幣名義利率,而投資美元資產的回報則體現在美元名義利率。

但在人民幣相對美元升值時,人民幣資產的投資回報還包括人民幣的升值率,人民幣名義利率+人民幣升值率=美元名義利率。

如果美元名義利率是6%,而人民幣每年升值率達6%,在中國開放資本流動的條件下,人民幣名義利率就可能被壓至零。這就是為什麼麥金農教授不希望人民幣採取浮動匯率制度的原因。

在沒有通脹時,麥金農的分析完全正確。可是一旦有了通脹,人民幣名義匯率(人民幣實質利率+中國通脹率)就可以比零高很多。而一旦有了通脹,由於通脹與升值的替代關係,人民幣升值壓力及升值率也必將相應減小,人民幣名義利率跌至零的風險,即落入「貨幣流動性陷阱」的風險也會減小。

可見,維持一個適當的由生產率快速增長導致的通脹率,可以降低人民幣升值導致零利率的風險,也可以減低升值的壓力。

2樓:匿名使用者

打**,肯能掙大錢哦

3樓:匿名使用者

浮動匯率制能夠克服固定匯率制的不足,一方面,它能夠靈活的反映外匯供求關係,使匯率更具有市場性,從而反過來自動調節外匯供求;另一方面,浮動匯率不存在「蒙代爾三角」的困擾,能夠使貨幣政策更具有自主性、獨立性和有效性。

但是,浮動匯率制不利於投資者形成穩定的盈利預期,從而不利於外資的引進;同時,浮動的匯率容易導致**的波動,給抑制通貨膨脹造成困難。

論述固定匯率制度與浮動匯率制制度的優劣

4樓:幻雪一箭

固定與浮動匯率只是兩種不同的匯率制度,無所謂對錯或優劣之分。在某個階段、相對某個經濟結構,固定匯率可能比浮動匯率更適合。但在另一個階段、另一種經濟結構下,浮動匯率可能更合適

有關人民幣匯率制度的爭論持續了多年,總體上有兩種針鋒相對的觀點及分析。因研究國際金融而獲諾貝爾獎的蒙代爾教授與斯坦福大學專門研究日本及中國匯率制度的麥金農教授認為:現階段最好的人民幣匯率制度是與美元掛鉤。

而幾乎所有其他的具有國際影響的經濟學家,包括國際貨幣**組織、投資銀行界,及國際學術圈的經濟學家,都認為人民幣應該浮動。

其實,固定與浮動匯率只是兩種不同的匯率制度,無所謂對或錯,只是在兩種制度下個人、企業及巨集觀經濟的行為及調整方式不一樣。在某個階段、相對某個經濟結構,固定匯率可能比浮動匯率更適合。但在另一個階段,另一種經濟結構下,浮動匯率可能更合適。

因此,在比較固定與浮動匯率制度的利弊時,需要對兩種匯率制度的本質及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及結構有透徹的理解。

固定匯率制度的最大好處是**幫助個人及企業消除了匯率風險,降低了國際**及投資的交易成本。二次大戰後,由凱恩斯等經濟學家設計的國際貨幣體系,包括監督執行這一體系的國際貨幣**組織,就是一個固定匯率制度。由蒙代爾倡導的歐元體系在歐盟各國之間也是一個固定匯率制度。

港幣與美元的掛鉤及人民幣與美元在1994-2023年期間的掛鉤,也屬於固定匯率制度。顯然,固定匯率制度對促進國際**與投資功不可沒,中國的外貿及外商直接投資的迅速發展主要發生在2023年實行人民幣與美元掛鉤之後。

對於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國家,固定匯率還有一個特殊的功能——幫助建立一個更符合市場規律的相對**體系。在計劃經濟裡,工資及吃、住、行、教育、醫療等的相對**並不真實地反映商品及服務的成本與效益,改革初期中國城市居民收入的一半以上都是花在吃上面,而住與醫療幾乎不花錢。這樣的相對**體系與成熟市場經濟國家各種商品及服務的相對**體系很不一樣,顯然需要調整。

固定匯率使得中國各行各業相對**的調整更容易、也更順利。

固定匯率的另一個好處是對本國的貨幣政策加以限制,使得本幣的利率及通脹與國際主要貨幣的利率與通脹不會無緣無故地相差太多。對於像香港這樣的開放型、以國際**及資本市場為主的經濟體,固定匯率有利於營造一個相對穩定及容易**的巨集觀經濟環境。對於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當**銀行的貨幣政策制定及執行能力還不成熟時,固定匯率也有利於穩定通脹預期及巨集觀經濟環境。

2023年人民幣與美元掛鉤之後,中國的通脹預期很快就得到控制,在亞洲金融風暴期間甚至出現輕微的通縮。

但是,固定匯率對貨幣政策的限制也可能成為一個問題。當中國由於製造業等行業勞動生產率迅速增長而導致住房、醫療、教育及服務業成本及****過快時,央行在固定匯率制度下就無法通過人民幣升值來減緩通脹壓力。因此,在中國沒有出現嚴重的由於勞動生產率迅速增長而產生的非**商品**高漲之前,固定匯率制度對中國是基本適用的。

但是,一旦持續的生產率增長導致較明顯的通脹,特別是非**商品(如住房)**的**,浮動匯率下的人民幣升值就有必要,也比較容易被社會接受。特別是在通脹環境下,人民幣升值不會導致通縮的風險。

固定匯率能夠成功實行的前提是**有能力守住固定的匯率,這對日本、中國及香港特區這些擁有大量外匯儲備及**順差的經濟體不是一個問題,但對拉丁美洲及亞洲一些常年擁有**逆差的國家就是一個很難實現的條件。阿根廷、韓國、泰國、印尼等國家在金融危機時無法守住官方匯率,就是因為它們持續的**逆差導致外匯儲備流失,不得已只能讓匯率浮動。

浮動匯率的主要好處是為央行提供了一個獨立的貨幣政策工具來控制通脹,但成本是個人、企業、銀行必須承擔匯率風險,包括市場投機人民幣升值的風險。

斯坦福大學麥金農教授對日本及中國實行浮動匯率的風險研究得最透徹。他提出了一個道德矛盾及衝突(conflictedvirtue)的理論。日本及中國都持續多年擁有大量**順差,也就是不斷積累美元淨資產,這本來是一種勤儉儲蓄的美德。

可是,當日元與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形成並實現時,本國居民將普遍不願意持有不斷貶值的美元而更願意持有不斷升值的本幣,這就形成了一個無法解決的矛盾及衝突:本國居民通過**順差不斷積累淨美元資產但卻不願持有美元資產!結果是官方外匯儲備大升,並導致本幣發行量大增,本幣利率下降,甚至開創零利率時代,也稱為「貨幣流動性陷阱」。

麥金農的道德矛盾及衝突理論的一個基本經濟學原理是:在市場環境下,投資不同貨幣資產的回報在調整風險之後應該相同。比如,給定同樣的風險,投資人民幣資產的回報主要體現在人民幣名義利率(=人民幣實質利率+中國通脹率),而投資美元資產的回報則體現在美元名義利率(=美元實質利率+美國通脹率)。

但在人民幣相對美元升值時,人民幣資產的投資回報還包括人民幣的升值率,因此:人民幣名義利率+人民幣升值率=美元名義利率。

如果美元名義利率是6%,而人民幣每年升值率達6%,在中國開放資本流動的條件下,人民幣名義利率就可能被壓至零。這就是為什麼麥金農教授不希望人民幣採取浮動匯率制度的原因。

在沒有通脹時(如日本在2023年代),麥金農的分析完全正確。可是,一旦有了通脹,人民幣名義匯率(人民幣實質利率+中國通脹率)就可以比零高很多。而一旦有了通脹,由於通脹與升值的替代關係,人民幣升值壓力及升值率也必將相應減小,人民幣名義利率跌至零的風險,即落入「貨幣流動性陷阱」的風險,也會減小。

可見,維持一個適當的由生產率快速增長導致的通脹率,可以降低人民幣升值導致零利率的風險,也可以減低升值的壓力。

因此,我認為中國今後的通脹率應該至少高於美國目前的通脹率(大致2%-3%)但低於日本1950-2023年間的平均通脹率(大致5%-6%),低通脹對工薪階層及退休職工的影響則可以通過工資/退休金與通脹指數掛鉤等方式來解決。

(作者為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副教授,電子郵箱xiaogeng@hku.hk)(p1166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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