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運用了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形成了怎樣的政治格局

2021-05-09 02:23:19 字數 5003 閱讀 5096

1樓:

⑴積極影響:在當時有特定的歷史背景,

有利於加強思想控制,在一定程度上

有利於維護統治

(加強**主義**集權和維護秦朝統一,

防止舊勢力復辟)

。⑵消極影響:

春秋末期以來蓬勃發展的自由思索受了致命的打擊,是對先秦思想文化成就的粗暴否定,

鉗制了思想,

摧殘了文化,

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場浩劫;文化成為政治權力的附庸,阻礙了社

會的發展和進步;文化氛圍由生動活潑轉為死氣沉沉,儒學的發展也因此進入低潮。

2樓:匿名使用者

西漢初期,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一政策的核心是罷黜諸子百家,只允許通曉儒家學說的人做官,以此來統一思想,加強**主義**集權制度。在這一政策指導下,漢朝在太學設立五經取士,用儒家經典來教育貴族子弟。選拔官吏,也以儒家學說為標準,從此,儒家成了中國封建社會唯一的統治思想,成為維護封建統治的正統思想。

這是中學課本都有的歷史事實,中國理論界把它當作一個千真萬確的學術信條,在古今中外涉及儒學的著述中被廣泛徵引,然而有人對這一觀點提出了質疑。  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漢武帝從未採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更未真的有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實際行動,他只是「絀抑黃老,崇尚儒學」。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與漢初的政治、經濟以及思想鬥爭的實際情況不符,也與漢武帝以後的整個中國思想史不合。

因此,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學術謊言。這一觀點提出後,在學術界引起了軒然大波,贊同和反對聲一直不斷。  為什麼會將「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與董仲舒連在一起呢?

主要由於董仲舒在著名的「天人三策」中提出「《春秋》 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 指意不同,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

」因此,董仲舒長期以來因「獨尊儒術」成為儒家元老,也因此一度而成為罪魁。那麼,董仲舒該不該為這一思想的提出負責呢?關鍵在於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在哪一年提出。

  據《 漢書? 武帝本紀》 記載:「建元元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

承相縮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

」這就是說,在建元元年(前140 )就已經有了「罷黜百家」之說。在元光元年(前134 )歲首《孝武本紀》記載,「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得趙綰等奸利事,召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為者皆廢。」又在五月記載了漢武帝詔賢良對策的事,「五月,詔賢良……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

」,如果董仲舒在元光元年剛剛被舉孝廉並參加對策,那麼,他就不是「罷黜百家」的創始人了。  反對者認為,歷史上宣傳的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實際上指的是從武帝元年開始到武帝六年截止的幾次大的思想鬥爭或學術鬥爭。根據司馬遷的《史記》和後來班固的《漢書?

武帝紀》記載,漢武帝初期有儒家學者兩次大的思想鬥爭:一是罷「申商韓蘇張」之言,其中心人物是丞相衛綰;二是「議立明堂」,其參加者有趙綰、王臧、申公、竇嬰、田蚡,反對者是竇太皇太后。第一次進行得較順利,第二次則遭受了慘重的失敗。

王、趙被殺,申、竇、田免官。不過,經過這番較量,儒學反更深入人心了。《史記?

儒林列傳》載:「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董仲舒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晚於田蚡「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而且根本就沒參與武帝六年以前的所有尊儒活動。

因此,不是「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是田蚡「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後才出的董仲舒,董仲舒只是「延文學儒者數百人」時所延的一個儒者。  既然漢武帝從未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那麼這一說法是怎麼產生的呢?史學家司馬遷在《史記》中絕口未提此事,他自始自終認為是田蚡「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一說法的始作俑者是東漢史學家班固,他在《漢書?董仲舒傳》的結尾處有這樣一段話:「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

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影響是什麼? 15

3樓:金牛座的性格

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教政策,是中國歷史上劃時代的歷史事件。這一政策幾乎為以後各代統治者所遵奉,長達兩千年之久,對我國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和各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形成,產生了深刻影響。

對於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古代史學家多認為是漢武帝與董仲舒君臣撮合而成的,一個是為了建立大一統帝國的需要,一個是出於爭奪學術地位的需要,因此,三道策問,一拍即合。其實,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和其他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一樣,都有其深刻的社會背景,只要深入到當時的歷史背景中去,細加鉤沉比勘,就不難揭示其事實真相。

4樓:永遠的美麗

作為中國歷史上一位著名的**帝王,漢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政策,確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統與主導地位,使得**「大一統」的思想作為一種主流意識形態成為定型,而作為一種成熟的制度亦同樣成為定型;是他完成了**政治結構的基本工程,所謂「內聖外王」,剛柔相濟,人治社會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為有了一套完備的仕進位制度而得以確立;是他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為一個社會牢固、安定的勢力,並進一步推而廣之,最終使之成為整個宗法制國家的基礎。

不過,若從另一個角度去看,漢武帝的文治武功固然自有其進步意義,但它對歷史的負面影響卻也同樣不容忽視,像**「大一統」的思想固然能夠增強民族之間的凝聚力,但同時卻也將**集權推向了登峰造極之地步;大家族的生活方式雖然的確成為超穩定社會之基石,但同時也使得人治政治成為兩千年不變之定式;至於漢武帝時代連年不斷的戰爭與攻伐,則更是造成了社會動盪、民不聊生之惡劣後果,其間利弊得失,自是一言難盡。

有人說「一個**的時代必然是一個嚴酷的時代」,這句話質之漢武帝的時代也同樣適用。事實上,在人治社會中,越是有作為的君王,其破壞力往往也會越大,就像宋代詩人蓮池生在自己的詩中所寫的那樣:「漢武愛名馬,將軍出西征。

蹀血幾百萬,侯者七十人。區區僅得之,登歌告神明。」「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固然是君主常態,「好大喜功、黷武嗜殺」對於他們也不過只是一個尋常故事。

為一己之私慾而大動干戈,帝王的個人好惡實際關係到千百萬人的身家性命,所謂「天子一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即是對帝王個人作為的最佳註腳。作為一代英主,漢武帝的確是中國古代極有作為的皇帝之一,但英主也是凡人。從漢武帝對待神仙方術的態度,可以看出他偏執與迷狂的心態,從「巫蠱之禍」的發生,更能夠看出他晚年的冷酷殘忍、喜怒無常——人治社會常常會出現像漢武帝這樣的「半截偉人」。

受到生理、智力、年齡等諸多方面的限制,漢武帝的個人作為也不過是暴露了人治社會的共同弊端而已。

附:儒家思想的負面影響

以孔丘為創始者的儒家法律思想,是建立在以家庭為本位,以倫理為中心,以等級為基礎的法律制度和意識形態。主張「禮治」和「德治」,也就是「人治」。儒家人治論的要旨在於:

聖賢決定禮法;身正則令行;法先王,順人情。儒家在禮與法的關係上強調禮治,在德與法的關係中強調德治,在人與法的關係中強調人治[1]。自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成為思想意識形態的一極,後世無非是對它進行修修補補,它獨霸中國二千餘年。

封建思想實質上就是儒家思想,它至今仍然在現實社會中影響著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生活,並及於法律等各個層面。物極必反,沒有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單一的思想模式,造就的政治法律文化——那就是**。歷史證明,人治和**是一脈相承的。

要建立現代司法理念,這種本土環境法律思想的人治化,與強調以制度、規則來約束人們的行為的法治觀是格格不入的。儒家思想是建立現代司法理念的最主要的思想障礙。那就是法治觀念先天不足

或分析漢時獨尊儒術的影響利弊,對今天的中國有極其重要的借鑑意義。

漢代大一統是中國思想史上最具深遠影響的事件之一。經過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盛況,中國的哲學、社會、政治、人文思想得到空前發展。儒、道、墨、法、陰陽諸家都基本完成了自己的思想體系,真可謂「茫茫九派流中國」,泱泱大國的氣派已然奠定!

秦時借重法家,漢初崇尚道家,各門各派尚無尊卑主末之分野。直至漢武帝時,儒家才得以獨享尊榮,孔子才被視為千古第一聖人,並流被後世。

其實,就思想體系而言,儒家所站的高度並不比道家高明,只是孔子學說積極入世、接受並順應歷史前進的現實態度要比其他各家更適宜用來治理國家,同時,正如林語堂先生所言,當時所有學派中,只有儒家學說同當時的中國古典學術和歷史知識緊緊地結合在了一起,而這些古籍經典本身即極為寶貴,從而使儒家學說理所當然地成為了教育的典範,可以說,儒家思想後來的深入人心,與它以教材為載體進行傳播密不可分。

閒話少講,單說這漢代思想的大一統,產生的正反兩面影響都非常顯著:

積極方面,思想的大一統,鞏固了中國人的國民意識,增強了中國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從而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的政治統

一、民族統一,使得中國在歷經兩千年發展後依然能夠保持秦皇漢武開疆時的基本版圖,無論出現何種形式、多長時間的**,中國人始終不忘國家統一,並且這種統一的意識幾乎是出自中國人天性的要求,無論天南地北,人人皆認為統一是理所當然,人人皆視能為統一做出貢獻為光榮,在**與統一的大是大非面前,人人都有奮不顧身、犧牲自我的豪情。這種統一意識與當初所奠定的「大一統」思想,與中國數千來的思想統一,與儒家的教化下形成的國家和中華民族認同感皆一脈相承。

思想的大一統,還對中國兩千年來的民族大融合產生了深遠影響。中外學者都常常驚異於中國文化偉大的「同化」作用,中國歷史上的所謂「正統政權」、「中原王朝」屢遭侵略,除元、清兩代為非漢族統治外,還有十六國、南北朝、五代等等各民族在中華大地上逐鹿紛爭的時代,但無論草原文化規模大小,皆最終淹沒、融化在浩浩蕩蕩的中原傳統文化中,這裡,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中國文明就真如一個博大而精深的智者,微笑地敞開胸懷,任你們在我的懷抱裡折騰,反正大家終究免不了中華民族、中國人的心理認同,從而只有形式上的入侵、**,卻很難有本質上對中國的撼動。

但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所帶來的消極影響也不容忽視。簡單地講,首先,儒學佔據正統思想地位,必然黯淡了其他學派的光芒,久而久之,原本一些很有特色的思維方式不僅不得光大,甚而漸漸失傳,大大壓縮了中國人的哲學思維空間。

其次,獨尊儒術,使得中國人中的大部分智者、豪傑都將精力投注於弘揚儒學,結果中國文化呈現出精光凝聚的現象,最終,儒學是越來越精緻,但其衍生的條條框框的束縛也越來越多,這種文化因成熟過度而走向了糜爛,走向了極度保守,所以,聞一多先生說:簡直就是一潭死水。所以,中國的盛世時間一長,就要走向腐敗,必得外來文明的衝擊,才能獲得新鮮血液,才能注入興奮劑,重新容光煥發,光彩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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