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述元代社會思想狀況與文學的關係

2021-03-10 22:33:28 字數 6143 閱讀 1455

1樓:喬木查

[元朝的運河和海運航線]

元朝的運河和海運航線

由於蒙古的勢力擴充套件到了西亞地區,使得歐洲與元代中國的交往更加頻繁,技術交流更加迅速。元朝的經濟仍以農業經濟為主,生產技術、墾田面積、糧食產量、水利興修以及棉花泛種植等都超過了前代。因漕運、海運的暢通及紙幣的流行,元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規模以紙幣作為流通貨幣的朝代,建立起世界上最早的完全的紙幣流通制度,比歐洲早了400多年(元末時因濫發紙幣而造成通貨膨脹)。

商業在元朝也極度繁榮起來,使其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富庶的國家之一。

農業生產和賦役制度

由於長期的戰爭,使得北方人口下降,農田大量荒廢為牧場。在內地先進農業經濟的影響下,元朝統治者逐漸放棄落後的遊牧經濟和剝削方式,實"以農桑為急務"的政策。

忽必烈在位期間,先設立勸農司,後又更名為司農司、大司農司,派出許多勸農使分赴各地整頓農桑。元**又將《農桑輯要》一書頒行各路。

元朝推行了軍屯、民屯及軍民和屯等屯田措施。此外,還採取了興修水利等其它許多恢復和發展生產的措施。於是,各地的農業生產逐漸獲得恢復和發展。

元代棉花種植的逐漸推廣,是農業生產上的一項重要成就。

在土地佔有關係上,元代基本上沿襲遼金及南宋的傳統,佃戶從事生產的租佃關係仍然佔據主導地位。但在元朝,佃戶的地位又有所下降。

元代還存在著落後的驅口。他們另有戶籍,稱驅戶、驅丁。非經放良或贖買,不能改籍。驅口作為奴隸制的殘餘形態,直到元朝滅亡才消失。

在元朝,土地兼併的趨勢繼續發展。隨著土地兼併的惡性發展,階級矛盾日益激化,社會危機迅速加深。

元代的賦稅制度,主要有稅糧和科差兩項。稅糧南北不同,北方分為丁稅、地稅;南方則沿襲宋代舊制,按地畝徵收兩稅。科差行於北方者,包括絲料、包銀和俸鈔三項。南方科差則有戶鈔、包銀。

元朝差役,按裡甲戶等編派,如坊正、里正、倉官及庫子等。又有修城、開河、築堤、運輸等力役。元朝差役極為繁重,給勞動人民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手工業生產

元的官營手工業作坊,生產規模都很大,內部分工更細。官營手工作坊服務的物件,主要是統治者。

元朝實行匠戶制度。工匠另編戶籍,稱為匠戶。元代匠戶分為軍匠、系官人匠。此外,還有投下匠戶。匠戶職業世襲,非經放免,不能脫籍。

元代棉紡織業取得了突出的發展。在棉紡織革新家黃道婆的推動下,松江烏泥涇成為棉紡織業的中心。同時,絲織業也有一定的發展。其中如杭州等地的私營絲織業作坊,在元朝後期達到較大的規模。

元代的制瓷業有新的發展。景德鎮是全國最大的制瓷中心,產品精美,其中的青花瓷最為著名。其餘如龍泉窯、鈞窯、定窯等,都繼續得到發展,產品遠銷海內外。

此外,元代的礦冶、造船以及印刷等行業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商業的發展

元朝的大都,不僅是全國的經濟中心,而且是當時國際上著名的大都市,吸引了東西方很多國家的商隊和使團。

其它重要城市,多集中在水、陸交通沿線,其中運河和長江沿岸的商業城市進一步發展起來,如揚州(今屬江蘇)、集慶(治所在今江蘇南京)、平江(治所在今江蘇蘇州)及杭州(今屬浙江)等。此外,沿海的廣州(今屬廣東)、泉州(今屬福建)、福州(今屬福建)、溫州(今屬浙江)及慶元(治所在今浙江寧波)等,都是重要的外貿港口。

元代沿襲前代的專賣制度,從鹽、茶、酒、醋到農具、竹木,無不列入專賣範圍。其中最重要的則是鹽。元**也設立市舶提舉司,嚴密控制海外**。

元世祖時,先後發行了中統元寶鈔和至元鈔。以後,幾代元**曾變更鈔法,並鑄造過銅錢,但都行之不久。元末,濫發紙幣,結果紙幣貶值,激化了社會矛盾。

斡脫原是由中亞貴族出資交商人們經營的商業組織,即商隊、夥伴的意思。斡脫們放出的高利貸稱斡脫錢。元朝時期,斡脫錢橫行,元**也先後設定斡脫所、斡脫總管府,以牟取暴利。

海運的利用和大運河的疏浚

元朝時期,為了滿足大都的糧食、物資需要,除了利用陸路和運河交通外,又開闢海運航線。海運成本低廉,終元之世,深受重視。

元朝修治了以北京為中心的南北大運河(大運河原為隋朝時修建,元朝為補充修建)。其中主要有從山東的濟寧(今屬山東)到東平(今屬山東)段的濟州河,從山東東平到臨清(今屬山東)段的會通河,自大都至通州(今屬北京)段的通惠河等。如今成為享譽世界的京杭大運河,對南水北調工程有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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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文化

[竇娥冤]

竇娥冤令世人矚目的是在元朝近百年的發展中,文化藝術特別是元曲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元雜劇在金院本和諸宮調的基礎上廣泛吸納多種詞曲和技藝的發展成果,達到一個鼎盛的階段,在中華文化史上與唐詩、宋詞相媲美。著名的作家關漢卿、王實甫、馬致遠、鄭光祖、白樸等成為名傳千古之人。

《感天動地竇娥冤》、 《崔鶯鶯待月西廂記》等一大批佳作,在戲劇和文學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對後來戲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元雜劇留存下來的作品有150種左右,成為人類戲劇和文學藝術的瑰寶。

詩歌、書畫也有了高水平的發展,出現了一批書畫和詩歌大家。趙孟頫書法師承王羲之。圓轉遒麗,人稱趙體。

詩畫俱佳。元好問多有傳世之作,是有名的詩人和詩評家。蒙元文化是中華文化繁榮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在中華大文化中佔有顯著的地位。

蒙元時期中華版圖橫跨歐亞的廣袤地域和眾多民族的大一統局面使得文化的發展具有前所未有的深厚寬廣的內涵。中華各民族不同的文化,蒙古本地文化和中原文化,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大交匯,大融合,有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和提高的時空。

科學文化在**的扶持下也得到了快速發展:由**組織的一系列大規模的天文實測活動,使中國在很多天文學領域處於世界先進水平;在地理學方面,《大元一統志》開中國官修地理總志之先河,也是中國古代史上篇幅最大的一部官修地理志書;元代編修的方誌達到160種,數量超過了宋代;元**還組織了中國歷史上首次對黃河河源的實地科考;在農業技術及農學普及方面,南北東西農作物廣泛交流,各地農業技術取長補短,棉花種植在元代得到全面推廣,很多農作物得到普及。**加強了農業科技的總結和普及工作,司農司編輯的《農桑輯要》是中國古代**編行的最早的、指導全國農業生產的綜合性農書,魯明善的《農桑衣食撮要》是中國月令體農書中最古的一部,王禎的《農書》是中國第一部對全國農業進行系統研究的農書;在宋代發明活字印刷術的基礎上,元代發明了金屬活字、轉輪排字法和套色印刷術。

此外,元政權對醫學、造船業、陶瓷製造和水利也給予了高度的重視。開創了中國封建時期中西文化交流最繁榮的時代

推進了中國多元一體文化格局的程序

13世紀初,蒙古族統治者經過70多年的對內對外征服戰爭,先後消滅西夏、金、大理、吐蕃、南宋等政權,完成了多民族國家的空前統一,形成了有利於各民族文化交流發展的有利環境。

中國多民族文化並存的格局進一步得到肯定。自春秋時代開始,中原地區所形成的「夏夷」之說,強調「尊夏攘夷」、「以夏變夷」的思想,對各民族之間的平等交往形成障礙。例如在史學領域極具影響的[2]「正閏」說,主張「四夷不得正統」,將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權,與「竊國」、「篡國」者並列,納入非「正統」序列,事實上對其他民族政治文化形成排斥。

由於元朝亦屬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政權,統治者為了確立自身地位的合法性,需要努力扭轉這一傳統觀念。在編纂《遼史》、《宋史》、《金史》時,三史都總裁官、中書右丞相脫脫力排眾議,「獨斷曰:『三國各與正統,各系其年號。

』議者遂息。」這一舉措結束了自遼朝滅亡後200多年的「正統」之辯,同時也在中國史學史上,第一次以中心**的名義肯定了各民族政權的合法地位。其意義正如韓儒林先生所總結的那樣:

「這一決定確定了三史以平等看待的基本原則,它符合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的客觀實際,也符合遼、金、宋三朝互不相屬的歷史狀況,因而是正確的,所以脫脫對三史的貢獻不能忽視。」

加速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元朝統治者實施的民族政策和文化政策,使古代中國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和發展出現了很多新的氣象。蒙古族文字產生於這一時期,並沿用至今;北方遊牧民族歷史上第一部用本民族文字撰寫的歷史著作《蒙古祕史》誕生;在中國封建王朝歷史上,元朝****的民族成份最為複雜;元朝也是中國統一王朝史上第一個多民族文字並用的王朝;《遼史》、《宋史》和《金史》,是廿四史中僅有的、由多民族史家共同編修的史籍,也在中國史學史上首開一朝官修三朝歷史之先河,為後世儲存了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中原文化在邊疆民族地區得到廣泛傳播,儒家經典著作被翻譯成蒙古文出版,漠北、雲南等偏遠地區首次出現了傳授儒家文化的學校;中國首次出現了由中心**批准成立的、全國性的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教育機構——蒙古國子學和回回國子學,蒙古、契丹、女真和色目人中間湧現出一大批漢文著述家;西域各民族文化進一步向中原社會流傳,藏傳佛教在中原得以傳播,海南黎族的木棉種植和紡織技術推動了中國棉紡業的發展;在寬鬆的政治文化氛圍下,各民族間的交融也進入又一個高潮期,契丹、女真、党項等民族悄然融入到蒙古族、漢族和周邊其他民族之中,而一個全新的民族——回回族在中華大地上誕生。

對於元朝各種文化和諧並存的局面,中世紀歐洲「四大旅行家」之一的鄂多利克,曾感慨地稱之為「世界上最大的奇蹟」。

由此可見,元朝的建立,打破了此前歷史上出現過的人為的文化遮蔽現象,中華文化多樣性的現實得到普遍認可,「四海為家」、「天下一家」的觀念深入人心,多元一體格局在統一的環境裡變為事實。

相容務實的文化政策推進了中國封建文化的發展

與大多數中國封建王朝相比較,蒙元時期思想文化觀念有兩個特點是十分顯著的:其一是相容,其二是「不尚虛文」。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元朝的文化環境表現出相容務實的特徵。

蒙元王朝的文化相容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它是中國古代歷史上唯一沒有從官方角度提出「避諱」制度的王朝;它是中國封建歷史上思想文化禁錮制度最少的王朝,目前尚未發現元代人士因言論遭受不幸的例項。據統計,元代的文化禁令僅是明清兩朝的幾十分之一;它還是中國封建歷史上唯一明確提出宗教信仰自由的王朝,當時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宗教在中國都有活動場所和信徒,這在當時的整個人類世界恐怕是絕無僅有的文化現象。

相容的文化氛圍為中國文化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中國「戲劇史和文學史上的重大事件」——元曲就是在此環境下形成的。今人把元曲與唐詩、宋詞並列,視之為中國文化的瑰寶。

一些學者認為元曲之所以在元代誕生並繁榮,主要得益於元代北方少數民族倫理道德的影響和文化政策的寬鬆,「使得社會思想能夠較多地擺脫傳統規範的束縛」自由創作。

儒家文化的社會地位進一步提高。孔子在元代被封為「大成至聖先師文宣王」,使其美譽達到無以復加的程度。孟子等歷代名儒也獲得了崇高的封號;元朝在中國歷史上首次專門設立「儒戶」階層,保護知識分子,「願充生徒者,與免一身雜役」。

元代的民眾普及教育超過了前代,書院達到400餘所,州縣學校的數量最高時達到24400餘所。對元代儒家文化的發展,陳垣先生是這樣評價的:「以論元朝,為時不過百年。

……若由漢高、唐太論起,而截至漢唐得國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論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計乾隆二十年以後,則漢、唐、清學術之盛,豈過元時!」但儒生在元朝也受到了一定的歧視,甚至在民間有「九儒十丐」的說法。

務實的精神推動了文化與社會實踐的互動。建立元朝的蒙古族處在封建社會上升階段,有著較為迫切的發展要求。因此與宋代相比較,元朝務實的文化精神是十分顯著的。

元朝的奠基人忽必烈主張「應天者惟以至誠,拯民者惟以實惠」,強調「務施實德,不尚虛文」。據此,他提出了「科舉虛誕,朕所不取」,廢止了科舉制度,在人才選拔上強調才幹,而不單純是「以文取勝」。

從中國文化史角度觀察,元朝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促進了中國的國際化。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對外影響最大的王朝是唐朝和元朝。但是,假如從對外影響範圍、往來國家數量和國際地位角度比較,唐朝與元朝是無法比擬的。

優惠的通商政策、通暢的商路、富庶的國度、漂亮的傳說,使元朝對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社會各界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上都、大都、杭州、泉州、廣州已具有國際化都市的色彩,泉州港成為國際最大的對外**口岸。旅行家、商人、傳教士、**使節和工匠,由陸路、海路來到中國,他們當中的部分人長期旅居中國,有些人還擔任****。

據統計,這些人分別來自波斯、伊拉克、阿速、康裡、敘利亞、摩洛哥、高麗、不丹、尼泊爾、印度、波蘭、匈牙利、俄羅斯、英國、法國、義大利、亞美尼亞、亞塞拜然、阿富汗等國。歸國後一些人記錄了他們在中國的見聞。正是這些遊記,使西方人第一次較全面地把握了中國和東方的資訊,一個文明和富庶的中國真實地展示在世介面前。

這些資訊改變了歐洲人對世界的理解和熟悉。學術界普遍認為,馬可波羅等人的著作對大航海時代的到來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

開創了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最繁榮的時代。元朝通過海上「絲綢之路」 進行經貿往來的國家和地區由宋代的50多個增加到140多個。海路到達非洲海岸,陸路往來直抵西歐,統一的環境為國際間、地區間的交往創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條件,史稱「適千里者,如在戶庭;之萬里者,如出鄰家」。

在大量阿拉伯人、歐洲人湧向東方的同時,中國人的視野也更加開闊,對周邊國家、中亞、南亞和印度洋地區的瞭解更加清楚,足跡甚至延伸到西亞和西歐。人們對外部世界的瞭解和介紹,不再侷限於道聽途說,而大多是親身經歷。如汪大淵的《島夷志略》一書,所記印度洋沿岸和南海各國史實「皆身所遊覽,耳目所親見,傳說之事,則不載焉」。

該書記錄了數百個地名,以及各地的山川險要、氣候物產、人物風俗,與我國的經濟、文化交往情況等等,多屬前人未載內容。類似的文獻還有《西遊記》、《西遊錄》、《北使記》、《西使記》、《真臘風土記》、《異域志》等,反映了元代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新熟悉和開闊的文化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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